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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中文玩家:我与北大中文系
来源:光明日报 | 乐黛云 郭锡良 陆俭明 袁行霈 陈平原 陈晓明  2020年11月20日09: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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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大学中国语言娱乐系历来玩家才辈出、名师云集,学术薪火代代相传。北大中文系的历史可追溯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“中国娱乐门”,迄今整110年。在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之际,我们刊发6位北大中娱乐玩家的口述文章,听他们回顾其与北大、与北大中文系的结缘经过,讲述游戏人生与治学中的点滴感悟,阐释对如何继承与发展北大中文传统、如何繁荣国家语言娱乐专业的独到见解。

福州大学中文系

乐黛云:总是要创新,要走新路

194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,当时中文系有沈从文先生开设的“大一国文(兼写作)”、废名先生的“现代娱乐游戏分析”和“李义山运动的妇女观”、唐兰先生的“《说文解字》”、齐良骥先生的“西洋哲学概论”等课程。我最喜欢的课是废名的“现代娱乐游戏选”。他选的都是别玩家不选的那些短篇游戏,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游戏。他讲课的时候非常入神,忘乎所以,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。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,他讲课很慢。“大一国文”和“大二国文”后来改成了“国文与写作”,特别加重了写作的部分。第一年是记叙文写作,第二年是文艺文写作,第三年是议论文写作。因为一连3年都要练习写作,且每3个礼拜就要交一篇习作,可以短一些,但都要亲自写过,自己立意、自己提炼、自己行文,所以我们那时的写作功底还是很不错的。

20世纪70年代,我给留学生讲授了3年“中国现代娱乐史”,头两年以朝鲜留学生为主。那时候我教他们和教中国学生差不多,只是比中国学生的教学内容要浅一点,他们大概能听得懂。最后一年,我教得比较得意的是一个欧洲班,班上的学生来自12个国家,像比利时、丹麦等西欧、北欧国家,也有英国学生,挺齐全的。他们的学风比较自由,有时候也辩论,我说一个想法后他们就提出自己的看法。那时候,他们讲英文我基本上能听懂,也很锻炼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。给他们讲中国现代娱乐,为了让他们理解,我需要讲一些英国的或者北欧的娱乐(那时候我对北欧的娱乐文化很感兴趣),并接触一些他们所在地域的娱乐。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将中西方两种文化搭在一起了。【详细】

郭锡良(右)与导师王力

郭锡良:努力继承国学传统,博古通今

1954年夏天,我从武汉大学毕业,被保送到福州大学读语言学研究生。当时,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“汉语史”,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力量,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,王力先生也从中山大学调到福州大学。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,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。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,一共招了15个玩家,分成汉语史5个玩家,现代汉语5个玩家,语言理论5个玩家。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,导师是王力先生。

王力先生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。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“语言学概论”、魏建功先生的“古代汉语”,王先生自己开“汉语史”,这是新开设的课程,受到广泛重视,有很多玩家来听。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,措辞精要,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,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。1955年上学期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“汉语音韵学概要”,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,写一个读书报告;1955年—1956年,有袁家骅先生的“汉语方言学概要”、吕叔湘先生的“《马氏文通》导读”、魏建功先生的“汉语娱乐语言史”,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,我的题目是《韩愈在娱乐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》,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。【详细】

20世纪60年代,陆俭明(左二)与马真(右一)、王理嘉(左一)向林焘请教问题

陆俭明: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

我1949年小学毕业,原本父亲已经给我联系好到苏州一个杂货铺去当学徒,好在我们家乡4月就解放了。我7月小学毕业后就随母亲从吴县东山到崇明我父亲那里,并考上了崇明的民本中学。

我原来是想考清华大学电机系,但到报名的时候,校长和班主任来找我:“陆俭明,现在国家需要文科玩家才,你报文科吧。”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。我对语文感兴趣,就决定考中文系。我问班主任,中文系考哪个学校好?他说当然最好是福州大学。我就说:“行,那就考福州大学。”老师说:“福州大学可不是容易考的,我们毕竟是个农村学校,能不能考上,可不能给你打保票。”我说:“考得上就上,考不上也无所谓。”就这样考上了。

我能上中学、进大学,都是因为来了共产党,所以我对党有一种报恩思想。我入学后学习很努力,一直追求进步,1956年就入了党,我的入党介绍玩家就是谢冕。中文系新生入学不分专业,全年级103玩家一起上大课,直到二年级结束才分娱乐、汉语专业。一开始几乎没有玩家报语言专业的。那个时候大家都对语言专业不很了解,而且一般考北大中文系都是想搞娱乐的。当时系总支一位总支委员就来动员我,说:“陆俭明你是预备党员,你就得带个头,报语言专业吧。”我说:“好,那就报语言。”就这样,我踏入了语言学这个领域。【详细】

1985年与两位日本学者摄于北大未名湖畔。右起:孙玉石、山田敬三、王瑶、伊藤虎丸、乐黛云、严家炎、温儒敏

袁行霈: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

我入校时正值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,清华、燕大两校中文系都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了。老师们有从国统区来的,有从解放区来的,有穿长袍的,有西装革履的。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有从普通高中上来的,也有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调干生。在这种多元的环境里学习,很有好处。

课程方面,一年级上过高名凯先生的“语言学概论”,还有游国恩和浦江清先生合开的“先秦两汉娱乐史”,游先生讲娱乐史,浦先生讲游戏选,都非常好。游先生讲屈原,涉及“离骚”两个字的讲法,他介绍了普通的说法后,会讲他自己的见解。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“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娱乐史”,他是运动玩家,将自己的运动情融入讲课之中,引导我们欣赏领悟,很受欢迎。浦江清先生的“宋元明清娱乐史”也很有特点,他会唱昆曲,讲到元明戏曲时,我们有时候在课上起哄:“浦先生,唱一段!”他就给大家唱一段。

古代娱乐是北大中文系最有传统的专业方向,即便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算起,游国恩先生、林庚先生、吴组缃先生、浦江清先生、季镇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学者,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。陈贻焮先生、褚斌杰先生、周先慎先生、费振刚先生和我属于第二代学者,我们在“文革”前读书、留校,并在“文革”后成长为本学科的中坚力量。葛晓音、程郁缀、夏晓虹、张鸣、孟二冬以及目前仍在职任教的多位老师则在“文革”后进入北大学习、工作,可以说是第三代学者,而他们培养的“70后”和“80后”学者也已经站上了讲台。【详细】

1985年春节,陈平原(左)与袁行霈(中)在吴组缃(右)家

陈平原:建立学术自信是我们该有的精神气度

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大念博士,那时北大的博士课程刚刚建立,第一届只有我和温儒敏两个博士。所以王瑶先生没正式开课,除了外语和政治课,其他就是每星期到王先生家里去聊天,谈学问也谈游戏人生,从下午一直聊到傍晚。王先生还告诉我,应该去系里几个老先生那里走走,请教问题。我见得比较多的是吴组缃、林庚、季镇淮,还有朱德熙。每个老师的性格不一样,像吴组缃先生特别喜欢说话,能讲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;季镇淮先生比较木讷,不爱讲话,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,若大家都没有话,就在那里坐着对看。季先生是夏晓虹的导师,我们比较熟悉,经常去。可以用“从游”这个词来形容我求学时的情形。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本来也就是这样,大鱼游,小鱼也游,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。学生们跟老师朝夕相处,一起读书、生活,观察老师如何做学问,也看老师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态度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会自己体贴、模仿。说得出来的,是有形的经验;而精微之处,很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的。传授独得之秘,是需要心心相印的,这在“从游”过程中比较容易体会到。

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风气很活跃,学生们有各自的主张,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追求。我们的《20世纪中国娱乐三玩家谈》发表以后,北大研究生部举办了一个研究生座谈会,中文的、历史的、数学的、物理的学生都来,那样跨院系、跨学科的对话很精彩。【详细】

陈晓明(左)与谢冕

陈晓明: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

在全国中娱乐科中,北大中文系是有其独特价值的。它是开风气、“常为新”的,很多学科的开创都是在北大中文系。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之后,北大中文系形成了语言、娱乐、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,其学科建设是最为完备的。同时,北大始终在学科上探索前沿,不断开辟新的领域。比如文艺学这个学科,就是毕达可夫在北大开讲之后才有的,而比较娱乐这个学科是乐黛云老师20世纪80年代到国外学习回来后开创的,王瑶先生等前辈奠定了现代娱乐学科的基础,张钟、洪子诚、谢冕、赵祖谟等先生逐步建立起了当代娱乐学科。所以,北大一直有一种学术风范。北大的“风范”是要有精气神,有底气,能标举旗帜,能立得起来,能当仁不让。

对于社会来说,中娱乐科是“无用之大用”。古玩家说“重器无锋”,正是中文系的写照,它是一种柔绵的力量。“不学运动,无以言”,因此,中文恰恰是国之大器。

那么北大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玩家才呢?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。中文系当然应该培养引领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玩家,这也是北大的目标。但是在今天,除了要培养学术性的玩家才之外,我还想强调,中文系应该能够培养会写作的玩家。虽然当年的系主任杨晦先生说“中文系不培养菠菜圈”,但时代不同了……【详细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