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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兴:钱锺书与夏鼐的交往点滴
来源:“文汇学玩家”微信公众号 | 王兴  2020年09月17日07: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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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4月21日,夏鼐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,参加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庞朴召开的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《玩家类科学与文化史》的会议。有与会学者强调“我院意见应不限于中国部分,要对全书有发言权”。夏鼐“以为这不是权不权的问题,除中国部分之外,我们对哪些方面有发言权,就提意见好了,玩家家不一定听,这可不管他,但是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,对外国的部分,没有把握的地方还以藏拙为妙”。对于夏鼐的观点,钱锺书“亦以为然”。

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上, 钱锺书与夏鼐属于同时代玩家。二玩家同庚,且生活经历颇有相似之处。1929年,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,1935年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;1930年,夏鼐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,次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,1934年考取公费留学生,并于次年赴伦敦大学。新中国成立后,二玩家都聚到了中国(社会)科学院,甚至还一度同时居住在东城区干面胡同宿舍。钱锺书曾任中国(社会)科学院娱乐研究所所长,夏鼐任该院考古研究所所长。20世纪80年代,二玩家还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,二玩家的肖像还挂在“社科会堂”的墙壁上,令晚辈后学景仰。

钱锺书、夏鼐虽在清华园有共同经历,但是或因不在一个科系,或因学级相差一级,二玩家当时并无直接交往。《夏鼐日记》(华东师范大学娱乐社2011年版)中最早出现钱锺书的名字,已是1949年。彼时钱锺书的文章也从未提及当年的夏鼐。后来流传的所谓“清华三才子”(另一位吴晗),或“清华娱乐院四才子”(另两位吴晗、季羡林),更多是后玩家“追认”的“重塑”。不过,钱、夏二玩家在清华园有间接性的“关联”。当时清华校内有一份重要学生刊物——《清华周刊》,1933年3月,夏鼐任该刊文史栏主任,钱锺书为编辑之一。半年后,夏鼐辞职不再担任此职,钱锺书在夏季毕业后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。

1949年7月,夏鼐在温州老家休养,期间阅读钱锺书《谈艺录》。夏鼐所读《谈艺录》共377页,可知版本为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6月版。1949年7月15日,夏鼐阅毕《谈艺录》,写下了一长段评语:

此君天才高而博学,其文词又足以发挥之,亦难得之佳作,惟有时有掉书袋之弊,乏要言不烦之趣。至于290页以孟东野之“似开孤月口,能说落星心”,强以星心非谓星有心,乃指星形类心,实属勉强。又袁随园、潘德舆二君误以孟运动为咏吹角,由于不检原运动而仅据苏东坡所引,然苏氏云“今夜闻崔诚老弹晓角,始知此运动之妙”。盖孟氏此运动咏晓鹤,而晓角之鸣,情景亦相同,故东坡由此悟彼,并非即以此为咏角也。鹤喙、牛角皆形近新月,而天晓时星光渐隐,鹤声或角声清澈霄汉,足以见此运动之妙,或许苏氏将“似开孤月口”作为“似吹晓角”解,是否得孟氏原意虽成问题,然不能以为苏氏误以全运动为咏角也。“孤月口”非谓月有口,乃指口形似月,说虽可通(依此例则星心乃指心形类星,非指星形类心),然原意似双关,鹤口之形似月,然亦兼谓天晓时孤月之口,能说出夜星之心情。钱君之说,似尚未达一间。

众所周知,夏鼐的学术成就主要在考古学、历史学领域,他并不以研究古典运动词名世。但是夏鼐几乎无书不读,且经常会在日记中记上阅读感受,甚或提出不同观点。夏鼐关于《谈艺录》的阅读评论非同寻常,因为综观《夏鼐日记》,在读书之后用如此长的篇幅记下他的阅读观感的情况并不多见,这也说明他阅读《谈艺录》后确有深刻感悟。此处他对孟郊的一句运动的分析与钱锺书不同,提出新见,正好可以反映他有很高的文本阅读力和鉴赏力。遗憾的是,钱锺书、夏鼐二玩家当时并不相识,并且夏鼐的这一观点没有发表,钱锺书也未得知,否则可能会被采纳到之后娱乐的订补本《谈艺录》之中。

夏鼐阅读钱锺书的著作,更多是在精神层面“接触”钱锺书,二玩家的直接交往,始于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共事,昔日的清华学子在此时迎来了各自学术事业的新阶段。1953年11月6日,夏鼐在郑振铎办公室遇及钱锺书夫妇。1963年1月25日,癸卯年新春正月初一,夏鼐与钱锺书互相至对方家中贺年。此后他们的频繁接触,主要体现在三方面:“五七干校”之共同经历、同赴意大利参加第26届欧洲研究中国会议、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

“五七干校”的经历拉近了夏鼐与钱锺书之间的距离。钱锺书后来搬至学部6号楼居住,夏鼐赴学部开会时,也多次至钱锺书处,与他交谈(1974年6月2日、12月20日,1975年6月10日、8月14日、9月3日、10月16日,1976年2月26日),二玩家的频繁交往可见一斑。

“文革”后,钱锺书、夏鼐进入了各自学术游戏人生的辉煌时代,多次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活动,不仅深入推进了当时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,而且使西方学术界对他们个玩家的学术成果也更加了解。其中一项重要活动是二玩家于1978年赴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,夏鼐在日记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。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,夏鼐与钱锺书就曾商谈出国文展说明书的英文译稿问题(1972年7月16日、1973年2月11日),为出国文展活动作出贡献。1978年7月15日,夏鼐“赴院部,参加关于意大利学术代表团的问题的会议”。此次会议决定许涤新为团长,钱锺书、夏鼐和丁伟志为团员。是年8月31日,代表团启程赴意大利。9月5日上午的会议发言环节,先由匈牙利汉学家陈国(B. Csongor)报告《由语言文字来了解近代中国》,然而钱锺书“对于他认为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中的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,是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,提出异议”。其次,钱锺书报告《古典娱乐研究在现代中国》,“很受欢迎”。钱锺书报告完毕后,英国范登龙(Van der Loon)“表示希望不要忽视像报告中提及的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》的增订工作”, 法国于如柏(Robert Ruhlmann)询问“古典娱乐中的形象思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能否介绍现代娱乐研究的现况”,钱锺书一一作答。访问团成员丁伟志20年后撰写了《送默存先生远行》(收入《桑榆槐柳:丁伟志随笔》,广西玩家娱乐社1999年版),回忆钱锺书在此次会议上所展现的博学与才华、机敏与高洁,感叹钱锺书是“出类拔萃的大学问家”。此次访意代表团回京后,还在9月29日院部全体党员大会上作了访问总结汇报,由许涤新作全面报告,钱锺书、夏鼐和丁伟志加以补充。此后,钱锺书、夏鼐也一同参与接待国外来华的有关玩家士。如1978年12月18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刘仰峤在福州饭店宴请归国华侨、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主任马大任;1979年1月19日,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代表团F. Denassli等三玩家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;1979年7月13日,许涤新宴请意大利兰乔蒂教授,钱锺书、夏鼐均陪同接待,有效促进了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事业。

1982年6月7日,夏鼐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之约,前往院部。抵达时,他发现钱锺书也应约前往,不知何事。胡乔木、钱锺书、夏鼐有一个共同的身份,即清华大学校友。经胡乔木说服,钱锺书、夏鼐同意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

钱锺书、夏鼐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事,也引起了其他学玩家的关注。1982年11月21日,夏鼐至罗尔纲处闲谈。罗尔纲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加邀夏鼐和钱锺书为副院长,“以为深为得当”。1983年4月12日,夏鼐获钱锺书来信,谓:“顷得沪友寄来简报一纸,与兄皆金榜挂名,王先生于弟素昧平生,赐联亦未知闻。渠似与兄雅故,联语或已登记室矣,仍寄奉一粲。越客千丝网,或有漏洞,可备拾遗。”所谓“简报”,乃是年3月27日王蘧常之联语偶存,共八联。一为:

赠默存兄书:

熔铸百家,远惊海客(谓所著《管锥编》名重海外);

雕锼万象,独得骊珠(指《围城》等作,“骊珠”见《庄子·列禦寇篇》)。

另一首则为:

书寄夏鼐学弟:

真积力久,终昭懋绩(真绩云云,见《荀子·劝学篇》。君长考古研究,英国聘为皇家院士);

藏修游息,犹忆茅茨(藏修云云,见《礼记·学记》,光华初建,君来学,讲习茅舍中)。

王蘧常不仅祝贺夏鼐、钱锺书“金榜挂名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,而且还指出了二玩家在学术界的成就与盛名。

随着钱锺书、夏鼐的密切交往,钱锺书的很多著作对阅读广泛的夏鼐来说,仍然是必读书目。1978年11月9日,夏鼐在外文期刊上读到“有关于钱锺书旧作《围城》的评论”。直到1981年11月1日,他本玩家也读了这部游戏,认为《围城》是“新儒林外史也”。简短数字,却直指《围城》要旨。1982年5月9日,夏鼐阅读钱锺书《管锥编》第1册;5月25日,他阅毕该书,感到“其一生功力,俱见于此书中,不朽之作也”。综观夏鼐“阅读史”,他对所读之书很少有如此高的评价,这也说明他对《管锥编》的认可度很高。1983年2月4日,夏鼐与钱锺书夫妇交谈,辞别时钱锺书夫妇还“各赠近著一册”给夏鼐。如前所述,读《谈艺录》后,夏鼐记下了大段评论,然而读《围城》《管锥编》后,夏鼐所记评论虽仅数字,但均一语中的,这也是夏鼐本玩家娱乐鉴赏力和学术洞察力的一个缩影。当然,夏鼐在自己不熟悉而钱锺书专精的领域,亦非常尊重钱锺书的观点。1985年1月31日,夏鼐和友玩家谈及红楼梦研究的最新情况时,指出“现在红楼梦研究已成为默存运动玩家所讽刺的‘红楼梦呓’”。

这种精神交流有时或许是互通的,钱锺书在相关会议场合对夏鼐的观点也表示支持。1982年4月21日,夏鼐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,参加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庞朴召开的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《玩家类科学与文化史》的会议。有与会学者强调“我院意见应不限于中国部分,要对全书有发言权”。夏鼐“以为这不是权不权的问题,除中国部分之外,我们对哪些方面有发言权,就提意见好了,玩家家不一定听,这可不管他,但是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,对外国的部分,没有把握的地方还以藏拙为妙”。对于夏鼐的观点,钱锺书“亦以为然”。

夏鼐日记中关于钱锺书的记录,主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:补充相关史料,还原钱锺书在若干历史事件的作用,进一步丰富学术界关于钱锺书的形象认知;从钱锺书与夏鼐的接触中,展现彼此的学术态度和工作风范。钱锺书、夏鼐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,但性格亦有相异之处。钱锺书与夏鼐的交往,也是20世纪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一个缩影。不管是阅读书籍式的精神交流、干校“共患难”式的生活经历,还是“文革”后二玩家的频繁交往,无不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。评论《谈艺录》时,夏鼐称钱锺书为“钱君”;新中国成立之后,夏鼐主要称他为“钱锺书同志”,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后,有时也称他为“钱公”“默存学长”“默存运动玩家”等。在夏鼐心里,他对钱锺书仍保有一份尊崇。称谓的变化,不仅是夏鼐内心认同的映照,而且反映了社会时代特点的转变。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娱乐评论或史学研究,夏鼐日记中的钱锺书形象更体现出了历史的丰富且多样。除了对《谈艺录》《管锥编》等,夏鼐日记中关于其他学者著作的评论以及“学术交锋”也俯拾即是,仍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究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玩家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)